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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纪委新政"动真格" 每逢节庆必发公款消费禁令 |
| 2014/1/3 10:27:41 来源：法制日报 打印本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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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梳理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2013年以来，在中央有关部门密集下发的14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规定中，有4部出自中纪委。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2013年这一年中每逢节庆，中纪委都必发公款消费禁令。
不过，这还不是中纪委2013年最亮眼的表现。
出台禁令，开通网站，加大巡查制度，严查贪官……在2013年，王岐山领导下的新一届中纪委新政频频，由此展开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在国内刮起了一阵强烈的反腐风暴，并且成果显著。
有媒体甚至表示，2013年的中国年度人物应选“中纪委”。
禁令频频“动真格”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在中央有关部门大规模发布禁令的2013年，王岐山执掌下的新一届中纪委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八项规定”后，中纪委便率先响应，在12月27日发出通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2013年元旦、春节期间，严禁用公款购买香烟、礼品；严禁用公款搞走访等拜年活动。
此后中纪委又相继发布多条禁令：2013年5月，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要求做到“零持有、零报告”；9月3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10月31日，发出通知，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11月21日，下发通知，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
“中纪委积极发布禁令不光是在响应号召，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整风倡廉的决心。”任建明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在2013年里每逢节庆，中纪委都必发公款消费禁令，“一方面体现中纪委的禁令具有针对性，通过串联重要时间点并从细节抓起，起到防微杜渐效果；同时也传递了一个信号，此番整风运动绝不是‘一阵风’。”
在发布禁令的同时，中纪委也充分发挥了监督查处作用。从2013年3月开始，中纪委先后4次对32起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问题进行通报。从第一批通报以“县官”为主到第四批通报中涉及副省级干部，被通报官员的身份在逐渐加重，并且第四批通报还直接对违纪干部“点名道姓”。
任建明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评价说，通过定期通报让民众切实看到整治行动，极大振奋了全民反腐的信心；通过“指名道姓”的曝光也彰显了中央在整风肃纪方面的决心，给更多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开通官网“接”民心
其实，发布禁令、通报违纪官员仅是中纪委2013年反腐工作的一部分。
2013年9月2日上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这被认为是一大突破。
法治周末记者浏览该网站看到，在网站内设有头条要闻、法律法规、网上举报、廉政论坛等10个版块36个栏目，对接受调查的官员也会第一时间在显著位置公布，“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等均榜上有名。
“开通网站在中纪委历史上尚属首次，是一大突破。”任建明指出，以往中纪委留给公众的印象很神秘，与民众交流不足，这也导致其工作屡遭质疑，深陷“信任危机”。而今通过官网，第一时间对腐败大案要案、纪检人事调整等进行发布，加强与民互动，“接”上了民心，也体现出新一届中纪委工作观念上的改变。
记者了解到，现在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等会定期在网站上进行访谈，介绍相关纪检工作情况，并接受群众监督。在网站的留言板上，记者看到许多网友对中纪委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中纪委工作人员吴平(化名)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群众的每一条留言，每一个线索我们都会认真观看，要和民众形成合力，坚决打击贪腐行为。“网站不搞‘面子工程’，而要切实将其作为公开反腐倡廉信息的主渠道，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平台。”
巡查加强暗访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通过梳理这些被纪委“拉下马”的官员，记者发现很多都是中央巡视组在巡视期间发现的问题。
“中央巡视工作制度始于2003年，并非全新的反腐手段。”任建明认为2013年巡视工作之所以效果显著，一方面是中纪委在反腐思路上从以往“预防为主”调整为“主动出击”；另一方面就是在巡视制度上进行了创新。
吴平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以往中央巡视组基本采用公开进驻被巡视单位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后约谈官员的传统“明察”方式；而王岐山在布置新一届中纪委巡视组工作时特别强调了在“明察”的方式上加强“暗访”。同时中央巡视组也将巡视重心由以前的“相对全面”回归到最主要的职能：找线索。为增强效率和针对性，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手段，即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这些举措都使得众多问题得以暴露。
此外，在中央巡视机构改革上也进行了创新，不但统一组建了10个中央巡视组，同时创立了“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的“三个不固定”巡视方式。
“一系列对巡视组的重大制度变革，极大提升了巡视组的工作成效。”任建明举例称，巡视组组长不再是以往的“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这不但使意图拉拢的腐败分子找不到准确目标，同时中央也能灵活地把和地方没有利益瓜葛的人派下去，确保工作的公正性，打破以往关系网、利益链的束缚。
明确反腐职能
“打铁还需自身硬。”吴平告诉记者，十八大后中纪委的反腐工作，这条宗旨始终贯穿始末，因此在大抓腐败问题的同时，新一届中纪委对内部的管控也非常严格。
除了2013年5月开展的全国纪检监察系统清退卡活动外，对纪委职能和角色的重新梳理和再定位，以及内部组织机构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
吴平解释称，以往为体现工作的严谨权威性，不论中央还是地方，都习惯将纪检监察机关列入“领导小组”等成员名单中。但纪检监察机关在陌生领域往往起不到实质监督作用，同时还加重了工作量，影响到反腐倡廉的本职工作。
对此中纪委提出要从“包打天下”转为“术业专攻”，在明确自身权力的同时，将一些权力主动“放还”给其他职能部门。据统计，中央纪委监察部的议事协调机构已从原来的125个精简至目前的39个，精简超过2/3。
“精简调整的核心是在明确定位、聚焦职能，让纪委回归反腐的本职工作，以改变当前纪检机关职能泛化的现状。”任建明提出，这是中纪委在透彻分析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后，作出的有益尝试。
在精简工作进行的同时，2013年4月，中纪委也对内设机构进行调整，撤并了一些内设机构，同时将负责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室”从8个扩充至10个，加大了案件的监督和查办力量。
任建明认为，不论是精简议事协调机构，还是撤并内设机构、增加纪检监察室，这一系列连续动作均体现出了中纪委集中人力，加强反腐工作；减少职能交叉，明确本职工作的“主基调”。
破解同级监督难
2013年11月13日，中央纪委常委会在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会议上，提出要推动党的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
任建明介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纪检机关以来，纪委是作为党委内的组成部门存在的，受同级党委直接领导，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纪委开始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
“‘双重领导’下对谁负责，是关键问题。”任建明坦言，由于地方同级党委事实上控制着纪委的人事权和财权，因此纪委在查办腐败案件时常会受到同级党委制约，难以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尤其无法对党委“一把手”形成监管。
吴平也坦陈，由于受制于地方利益等影响，“压案”、“瞒案”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同级监督难”的问题，中纪委多年来也在试图破解。
任建明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纪委提出建设双重领导体制就是要将这些尝试制度化，主要体现为“两个为主”，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中纪委此番强调的双重领导建设，实质上是调整了以往格局，强化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直接领导，弱化了同级党委的影响。”任建明强调，这一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未来开展反腐工作的大势所趋。
“我们应该看到2013年的反腐成绩，但也要意识到中国的反腐之路还很长。”任建明直言，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腐败问题，2013年解决的只是冰山一角，中国的反腐体制也依然需要完善变革。“2014年能否继续延续2013年的良好势头，将是未来反腐发展的关键，如何实现反腐标本兼治，也是值得中纪委乃至每一个人继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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